理想的衰微与群体的堕落
－－读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

□ 橘子洲头

　　我已经读过毛姆的四本书：《刀锋》、《人性的枷锁》、《毛姆读书笔记》、《月亮和六便士》，但这些文字远不如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或者《加缪全集》给我的震撼，因此我不能给予他最高的评价。同时也应当承认他非常勤奋，创作作品无数，也很关注现实，但作为作家，这仅是对初涉写作的人们最基本而仁慈的要求。总而言之，虽然我们能在他浩淼的文字中发现零星的独到见解，但仍缺乏类似于加缪的力度和深度，他的智力及辨析能力都算不上超群，所以他无论如何的自信，都弥补不了这个事实。

　　当我首次读到毛姆严肃地强调文学的娱乐性质时，心里很无可奈何。把文学作为排遣无聊生活的工具的时代早就成为历史，人们与现实经过不断的顽抗并终于争取到部分的人身自由之后，在阅读的选择上，理应提出更崇高、更有意义的要求。但人世混沌，慵懒的人们会习惯性地编织一堆得意的理由轻松地逃避掉改良社会的责任。人类重蹈历史的覆辙，绝不是几个有名有姓的人物的原因（过去文字的流传显然有很多不公允的地方，包括历史记载）。

　　“修辞，正如女性，它包含着一种令人愉悦的欺骗。”（洛克语）同样，文学不能仅作为生活的点缀，因此我无法容忍毛姆过分“轻慢”的态度。之外，无论语言还是故事情节，《人性的枷锁》和《毛姆的读书笔记》都显得过于乏味繁冗，《刀锋》是其中较好的作品，《月亮和六便士》拼凑的形迹太露骨。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谈谈《月亮与六便士》中的几处闪光点。我不清楚小说的题目是否与高更的某幅画有直接的联系，当然忽略这个疑点，对理解全文不会构成大的障碍。

　　根据毛姆的用意，月亮和六便士更恰如其分地象征着“理想”与“现实”的针锋相对，作者心目中的“理想”是不沾染金钱、势力的，远比个人事业、爱情更圣洁、意义更阔大，针对某一类群体的愿望，正如中国典型的鲁迅精神，它与社会普遍流传着的关于“人生理想”的理解有着本质的区别。“现实”即物质，部分人坚持物质是统慑一切的权威，包括控制人的精神世界，甚至连爱情也逐渐演变成庸俗的实用主义的一部分、一件工具。

　　《月亮和六便士》是毛姆依据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高更的生平改编而成的一部小说。假如恩特里克兰德继续妥协的话，他本可以衣食无忧地与家人“和睦”地安度一生。但四十岁的某一天，他毅然抛弃了一切，远涉他乡，在巴黎的一间陋室里学习绘画。他生性孤傲怪癖，鲜与人交往，但又冷静果断，透彻了解自己在艺术上的特殊天分，并竭尽一生地追求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思特里克兰德生前极少愿意公开自己的作品，他并不打算靠艺术来谋生，即使贫窘到生命的极限，也不缺少与外界勾通的诚意。只是自从人类社会成形，人性发生细密的分枝后，人与人的隔膜使真正意义上的勾通无法兑现。即使戴尔克对他的才华崇拜到谦卑的地步，他仍一如既往地保持镇定，甚至不屑于戴尔克的赞赏。因为艺术不仅仅是艺术，也是画者内心世界的写照，对于后者，恰恰是思特里克兰德最最关切的一部分，戴尔克从未踏进过一步。所以艺术在绝大多数人手里分毫不值，在微乎其微的几个人那里却可以包容得下整个世界。

　　很显然，毛姆描写思特里克兰德的离家出走，及他对待戴尔克情谊的冷漠、勃朗什的为之徇情，直至他与土著姑娘爱塔的结合，都有作者深刻的用意，他为我们进一步理解社会的本质打开了一扇窗。

　　人类社会的契约关系早在几千年前就被固定下来，以经济或者成文的方式使一方合理地约束另一方，婚姻与爱情的显著不同正在于此。人际交往一旦被确定为契约关系，事事物物的轮转将变得毫无意义，人们愈来愈失去控制地被禁锢在密密麻麻的物质世界里，没有机会，也不再有激情去追求个人理想。　

　　思特里克兰德是少数敢于冒险质问传统中的一个。他与妻子既无感情，也无勾通的可能，经过数日的沉思默想，他发觉自己已经厌倦了这种脆弱的形式主义的家庭关系，之后导致了他与往日温馨的决绝。而思特里克兰德与土著人爱塔的婚姻关系之所以能维持，并不是说这种婚姻形式是最理想的，它只是象征式地暗示读者：人与人之间首先应当保证不带任何功利性质的朴素的平等合作关系，才有爱情、友谊永恒的可能。　

　　既然思特里克兰德已经捣毁了契约，从新颖的角度来看，面对戴尔克的救命之恩、勃朗什因为自己而徇情，他冷漠的表情都是合乎道理的。

　　思特里克兰德这个人物被毛姆塑的非常成功，至于该小说能对社会产生多大的作用，仍取决于受事群体的自我反醒。

　　《月亮和六便士》／毛姆著／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11月出版／0.80元

2004-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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